文化:芭蕾舞失敗的時候

來源:融洽生活樂趣 2018-12-03 13:36:26

文化:芭蕾舞失敗的時候

上周,英國皇家芭蕾舞團推出了三幕歌劇《比爾》(bill),開場是阿拉斯特爾·馬裏奧特的《無名小兵》,隨後是韋恩·麥格雷戈的《Infra》和喬治·巴蘭欽的《C調交響曲》。這三件作品都因舞蹈的質量而受到稱讚,但盡管表現出明顯的誠意,萬豪的新作品卻未能令人滿意。《每日電訊報》的馬克莫納漢形容它“平庸”,《獨立報》的佐伊安德森則認為它“軟弱”、“沉悶”。

我沒能出席開幕之夜,但周一我去看《無名小卒》時,它給我的感覺是最近敘事編舞中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的症狀:無法理解並堅持芭蕾風格。一出芭蕾舞劇開演,我們就被問到一個關於舞台上舞蹈演員的問題。他們表現得像他們自己嗎?作為虛構人物還是曆史人物?太空中的抽象物體?精神?如果我們不確定答案,我們就無法建立必要的情感聯係。如果芭蕾舞的想象基調在中途改變,我們就迷失了方向。

《無名小卒》以弗洛倫斯·比靈頓的投影檔案片段開場,她在1914年看到自己的情人特德·費瑟姆和他的朋友前往法國參戰。可悲的是,他和他們都沒有回來。然後,我們切換到一個多愁善感的芭蕾舞式敘述,講述了特德和弗洛倫斯的求愛,接著是特德在戰場上的死亡,以及他與同伴們在來世的光明中重新覺醒。馬修·鮑爾和雅斯明·納格迪在領銜主演時技術精湛,同樣令人感動,但馬裏奧特的編舞和達裏奧·馬裏亞內利的配樂無法與弗洛倫斯悲傷、簡潔的語言相媲美。整個作品太笨拙了,文字和隱喻的碰撞讓舞者難以留下深刻的印象。

芭蕾舞不能太逼真。要求它實際地解決壕溝戰之類的問題,是對形式的限製。萬豪的年輕士兵們穿著喬納森豪厄爾斯設計的輕薄透明卡其褲,更適合pret-a-porter的t台,而不是西線。它們像貓一樣優雅地走過埃斯·德夫林那龐大而令人費解的布景,金屬百葉窗和上升的天花板在不停地、令人分心地移動。他們還帶著真正的李-恩菲爾德步槍。這些來複槍把槍片完全拆了。

1980年,肯尼斯·麥克米倫和他的設計師安迪·克蘭德在《格洛裏亞》中向一戰死難者致敬時,沒有給舞者任何武器,隻給了他們最陳舊、最具印象派色彩的製服。麥克米倫明白,所謂事物的“虛無”削弱了芭蕾舞式的隱喻。火器以其明確的存在性改變了一件物品的動力。如果他們要像約翰·克蘭科的《奧涅金》或麥克米倫的《梅爾林》那樣,成為主角,就必須是在文字語境中,而不是像這裏那樣,在象征性語境中。馬裏奧特的士兵不是那些在法國戰鬥並犧牲的戰戰正烈、飽受野味折磨的人,而是金色青春的芭蕾舞化身。

他的芭蕾舞自相矛盾。一方麵是弗洛倫斯感人肺腑的證詞,還有那些幾乎肯定被用來殺人的李-恩菲爾德步槍;另一方麵,是舞蹈編排、設計和音樂的完美結合。這兩部分不能調和。你不能看著弗洛倫斯平靜地描述她所愛的人的死亡,聽著她失去的聲音在歲月中回響,然後嚴肅地看待一個報童在舞台上蹦蹦跳跳、邁著輕快的小步、害羞地把那份決定命運的電報遞給納迪的場景。出於同樣的原因,步槍的出現使得人們不可能認真對待士兵們在天上的重生。如果來複槍是真實的、不具象征意義的,那麽其他一切也就不具象征意義了,來世的景象也就隻不過是一群穿著緊身三角褲的男人在周圍閑逛。

這種類型的衝突使得芭蕾很難被認真對待。在利亞姆·斯佳麗關於開膛手謀殺案的甜蜜紫羅蘭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完全具有象征意義的人物,一個其他角色看不到的、惡魔般的殺戮化身,與當時的保守黨首相索爾茲伯裏勳爵共存。在丹尼爾·德·安德拉德的《穿條紋睡衣的男孩》The Boy In The Pyjamas,為北方芭蕾舞團演出中,故事發生在一個集中營裏,身穿黑色製服的黨衛軍軍官與一個神秘的、邪惡的名叫“憤怒”的角色共舞。敘事性芭蕾舞正卷土重來,頗受歡迎,但自麥克米倫時代以來,人們已經忘記了太多東西,而且有辨別力的看門人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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