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年級小學生的奧數題,重點大學畢業的家長看不懂

來源:每日人物 2017-11-03 11:55:02

他聯想到自己,40出頭,脫發嚴重,天天感受到競爭的壓力,“用一句海子的詩來說,該得到的尚未得到,該喪失的早已喪失。我希望我的兒子未來能超過我,那現在就不能鬆懈”。

文 |易方興

編輯 | 金匝

朱旭42歲的人生麵臨“三座大山”:公司業績,丈母娘的身體,兒子小豆丁的奧數成績。

都不理想。

他一度覺得,今年就是“不理想的一年”:在公司,帶領團隊做項目,屢屢被其它創業小公司搶先;在家裏,丈母娘心髒病犯了,要回老家調養;在學校,小豆丁趕上小升初的關口,學奧數是個難題。

前兩個不理想,想想法子或許還能解決,唯獨第三個,他深感無力。這成為他和妻子張君怡矛盾的爆發點。“誰來陪孩子上奧數培訓班?”和“誰來教孩子做奧數作業?”是幾乎每天都會爭吵的話題。

白天是焦頭爛額的工作,到了夜裏,他實在打不起精神再應付兒子的奧數題,“但交給老婆,她跟兒子一樣,才聽完的課,回家後又還給老師了。”

他想不通,為什麽小豆丁不能像別人家的孩子一樣,奧數杯賽“輕輕鬆鬆拿個名次”,每天做完奧數題還能再背50個英語單詞。

他也很清楚,盡管相關部門三令五申要取消奧數培訓、嚴禁奧數與招生掛鉤,但小豆丁在小學階段的奧數成績,依然能決定他在同齡人中的地位、未來能否選擇更好的學校,就像備戰小升初的家長群中,流傳最廣的那句話是:“得奧數者得天下。”

人到中年,孩子到小學,在這個關鍵的時間節點,朱旭和眾多中國父母一樣,麵臨著一場無可避免的戰鬥,這場戰鬥裏,他“不想輸,但也不知怎麽去贏”。

無形的焦慮

朱旭常常跟妻子張君怡感歎,當初為何把兒子小豆丁生在了海澱。

在北京,教育資源分布以“東西海”為最優,東城、西城、海澱3個區中,又以海澱的家長為最拚,“孩子越大,壓力越大”。

小學前3年,按照朱旭夫婦的計劃,小豆丁遠離培訓班,“每年旅遊兩次,對什麽有興趣就讓他做什麽,球類接觸了不少,愛上了漫畫,學了下棋,唯獨沒有學過奧數”。

自由時光是短暫的,小豆丁到小學四年級時,朱旭馬上察覺到氣氛的變化。“有天他回家,無意間跟我聊起,班上已經有同學‘上岸’了。”

“我當時連上岸是什麽都不知道,原來是指他有同學已經被某中學提前錄取了,連中考也不用參加。”朱旭的妻子張君怡說。

她還收到了班主任單獨發給她的微信:“現在的孩子光學課內的知識已經不夠了,小豆丁有天賦,就是太貪玩,跟學習無關的事做得太多。以後千萬不要虛度光陰。”

“虛度光陰”4個字,給了朱旭夫婦莫大的打擊,一種無形的焦慮開始籠罩他們。“到我們這一代人,基本已經奔到頭了,所以不希望孩子輸掉。”他們開始調轉方向,給小豆丁報了5個輔導班,奧數、語文、英語、書法和圍棋。一天的時間被分割為十多個小塊,除了吃飯和休息,就是學習,精確到分鍾。

如今,張君怡再說起自己,曾經堅持的“讓孩子有個健康快樂童年”的目標,早已經被“拋到九霄雲外”了,而小豆丁“奧數學得太晚了”,成了她莫大的遺憾。

朱旭夫婦的焦慮源自小學奧數火熱的現實——一家知名教育培訓機構負責招生的老師透露過,多年以來,憑借奧數等證書來選擇學生,已經成為一些知名中學的潛規則。

這些學校會通過“校園開放日”或“夏令營”等方式收取學生簡曆,對於證書成績較好的學生進行單獨聯係招生,也稱之為“密電”。“好學校一直都是通過這種方式來尋找好學生,好學生也用這種方式來進入好學校。”這些與奧數有關的 “地下招生方式”,遊離於北京市的派位招生、登記招生等方式之外。

在2016年中小學數學教育改革經驗交流會上,當時參會的教育專家們就為“奧數現象”感到憂慮,他們發現,奧數如今麵臨著低齡化、全員化、功利化三大問題。盡管如此,“讓孩子更早地學習奧數”,還是成了中產階級的家長們跑贏焦慮的一種方法。

家住海澱的劉婷被認為是“先知先覺”的人。她的女兒莉莉今年才小學三年級,已經連續上了4年課外輔導班。“許多培訓機構針對幼兒園的孩子也開奧數班,名義上當然不叫奧數,叫啟蒙教育、興趣培訓,但都是為學奧數打基礎。”

在劉婷的印象中,成績的比拚早在幼兒園就開始了,還不到6歲的莉莉,她的周末已經被名目繁多的培訓班占據。“當時,莉莉參加的一個幼升小課外班,取名為七大能力課,包括觀察力、推理、運算、動手操作、記憶力、空間想象、表達能力,實際上,這七大能力都和以後學奧數有關。”

劉婷常常不動聲色地把莉莉的考試證書發到家長群,引來其他家長們的羨慕和讚歎,每當這時,她會覺得,焦慮似乎離自己又遠了一些。

難熬的陪讀

自從學習奧數後,小豆丁的“玩耍時光”再就沒有了。他陷入奧數的迷宮,父母跟他約法三章,每做10道奧數題,才能換來15分鍾看電視的時間。

有過幾次,朱旭也想放棄:“既然學得這麽累,不如讓孩子隨便玩,就這麽過,日子也未嚐不可。”

但第二天去公司,他立馬又被現實摧殘一番:“那些名校畢業生,剛來我們公司也就拿著幾千塊錢的收入,在最底層幹。我兒子要是以後考不到好學校,豈不是連工作都找不到?”

他聯想到自己,40出頭,脫發嚴重,天天感受到競爭的壓力,“用一句海子的詩來說,該得到的尚未得到,該喪失的早已喪失。我希望我的兒子未來能超過我,那現在就不能鬆懈”。

9月的一個周六,晚上9點,離小豆丁上床睡覺還有一個小時,他坐在張君怡在家中專門開辟出的“學習角”,麵前是一本成年人手掌那麽厚的“少年培優真題集”。

椅子沒有靠背,小豆丁弓著腰,用拇指和食指來回搓著筆身,眉頭緊鎖,視線一直沒有離開真題集裏的一道“火車過橋奧數題”,而張君怡則在5米外的沙發上一直盯著他。

相似的場景,自小豆丁升小學四年級起,幾乎每天都在發生。這是小豆丁度過夜晚的方式,也是媽媽張君怡度過夜晚的方式。

較勁半小時後,小豆丁的解題還是失敗了。他歎了口氣,放下了手中的筆,終於說出了張君怡最擔心的一句話:“媽,這題我做不出來,教教我。”

張君怡頓時感到“頭皮一麻”。她是重點大學畢業生,當年高考時數學是班級前十。但奧數是魔咒,她感到發怵。

她硬著頭皮走過去,眼前這道題是這樣的:“小明沿著一條與鐵路平行的筆直小路行走,這時有一列長380米的火車從他背後開來,他在行進中測出火車從他身邊通過的時間是21秒,而在這段時間內,他行走了40米,其中停留了5秒鍾。求火車的時速。”

“這道題並不難,你再想五分鍾。”張君怡先拖延時間,趁這功夫,趕緊看題目,努力回憶培訓班裏老師講解的方法,仍然感到“一頭霧水”。最終,她叫來朱旭,兩人又是翻答案又是打電話,最後問了朋友才解答出來。

為此感到頭疼的還有劉婷:“孩子學奧數早,都在超常班裏,學的題也更難一些,我真是一聽老師講課就發困。”

她很希望陪讀任務由北大畢業的丈夫王景來完成,但她發現,王景在陪讀的時候總是喜歡玩手機,於是,女兒莉莉成了培訓班僅有的、由爸媽一起來陪讀的學生。

“那一個月的時間可沒少吵架。”劉婷不光要監督莉莉聽課和做筆記,還要監督王景有沒有使用手機,一經發現,就會沒收。

王景也常常抱怨,“有些題,哪怕是你會做,也不知道用什麽方法讓孩子聽懂,所以隻能也專心聽課,第二天上班的時候,有時候腦子裏還在回想,昨天的奧數題怎麽解,心思都不在工作上了。”

這就是一場戰役

最近,小豆丁有了一張新的時間表,朱旭拿過去看,將休息時間緊了緊,把“提前預習五、六年級課本”的半小時加了進去。

朱旭的童年和小豆丁完全不同:“幫家人養魚,在山裏瘋跑,就是這麽度過的。”那時,父母承包了一片魚塘,他常常不得不放下手裏正在讀的書,幫忙去幹活兒。“小時候書少,孩子渴望讀書,現在是書太多了,孩子已經厭煩了。”

但朱旭自認為並不是最瘋狂的那一個,他曾經仔細比較過,發現周圍的家長一周陪孩子上5個培訓班屬於正常水平,“語數外三門,起碼每樣報一個吧”。他也曾反思,換做是小時候的自己,願不願意學這麽多?“可如果小豆丁不學,隻有被淘汰。”按照北京市現有的小升初政策,拚了奧數,不一定能去好學校,但不拚奧數,隻能依靠劃片的“大派位”。

朱旭身為中年人的焦慮就來源於此:世界變得太快,快到他不知如何使力;可即便是使力了,也不知結果如何。

早在2013年,北京市教委就出台了“史上最嚴減負令”,規定小學生在校學習時間每天不得超過6小時,要保證課餘休息時間及自主活動時間。這之後,北京市小學的放學時間通常定為下午3點30分到4點15分之間,按照常理,如果一個孩子在晚上10點睡覺,那麽他將有將近6個小時的時間來做自己喜歡的事。

但實際上,留給孩子的6小時,如今成了被各大培訓機構瓜分的6小時。

陪讀的家長和孩子們 圖 / 易方興

每到下午放學,大鍾寺附近的中鼎大廈一帶,停車位都“一位難求”,接送孩子上下培訓班的車流,常常使得地圖上這一帶的交通狀況顯示為紅色。

幾乎每家培訓機構都在強調著小升初的重要程度。以家長們血拚得最為激烈的五年級為例,學而思的官網上稱:“作為五年級的學員,要做的隻有一件事情:在機會到來之前更快的成為一名優秀學員!”而巨人教育則強調,2018年“數學花園探秘”杯賽就要來臨,需要積極備戰,因為它“難度的設置具有比較高的水準。能夠極大程度地客觀考查到學生的奧數知識功底與數學思維的靈活性。這是很多重點中學都非常看重的原因之一”。高思教育則列出“2018年小升初備戰攻略”,其中,一名上岸家長貼出心得,稱“這就是一場戰役”。

這場戰役中,張君怡跟小豆丁溝通玩耍的時間越來越短,花費在培訓班的時間卻越來越長。

每天,小豆丁完成所有課業後,已經是晚上10點,張君怡也累到不知該說些什麽。“說實話,這時孩子已經興致很低了。”張君怡眼神有些低落。

偶然一次,她翻到小豆丁的日記,10歲的男孩寫道:“自從上了四年級,我媽總讓我寫奧數題,我感到很煩心。我痛恨發明奧數的人,為什麽要來折磨我們小孩子。我媽總說,雖然題難做,但是解題也很有成就感,這就像爬山一樣,爬過一座山,就會很快樂。說是這麽說,但是呢,那種快樂隻能持續一會兒,因為當你好不容易爬上一座山的時候,發現後麵還有幾十座山在等著你,完全快樂不起來。”

拚娃終歸是拚錢

朱旭的另一項憂慮和金錢有關。

公司業績不景氣,家裏還背負著每月一萬元的房貸,張君怡又全職陪孩子上培訓班,所有的經濟壓力都落到他身上。

“隔三差五,就要求買這個書,或者報個什麽強化班。”這兩年來,他已經熟悉了培訓班的那些套路,“進班之前,先搞個測驗,孩子沒上過課,肯定題做的一塌糊塗,他們那邊又分成5個級別的班,當你心想肯定隻能上最差的那個班時,對方會給你希望,說能上排名第二的,班裏正好差個名額,你心裏一高興,肯定別管多少錢,趕緊交了先。”

他跟其他家長交流,都是“給孩子報培訓班刷卡刷到手都軟了”——隻有交了錢,你才有進培訓班家長群、跟其他家長交流心得的資格。而家長曬出自己孩子的成績單時,朱旭幾乎都是沉默的,小豆丁的奧數成績不算理想,他“心裏有口氣堵著”。

張君怡在這方麵的感觸更深。她每天必看家長群,常常積攢幾百條信息一起看,把這稱為“爬樓梯”。在她爬過的所有“樓梯”中,奧數成績最好的孩子都被稱為“牛蛙”,“牛蛙”的家長是眾人羨慕的對象。

但“牛蛙”不是那麽好造就的。每一個“牛蛙”背後,實際上拚到最後的還是金錢。

從幼兒園起,劉婷就開始給女兒莉莉報了英語補習班。4年來,課外培訓的費用一共花了40萬元,這幾乎是她之前一整年的收入,“還不算吃飯、給孩子買衣服、出去旅行的費用”。

就在去年,為了陪孩子讀書,她剛從創業公司辭職,去了一家清閑的事業單位,每個月的收入變為原來的五分之一,家中的經濟狀況顯得有些捉襟見肘。

丈夫王景在外奔波忙著掙錢,教育莉莉的“大事”就落在了她的頭上。她加了5個家長群,密切關注“競爭對手”的動態。“有時候刷朋友圈,看到那些家長曬娃的奧數獎牌、鋼琴考級證書之類的,我心裏就是一陣焦慮。而這些,都需要錢。”

每當覺得疲憊和焦慮時,張君怡也會問自己,為什麽普通家庭的孩子想去個好學校就這麽難呢?有一次,小豆丁也問她:“媽媽,難道我不學奧數,就去不了好一點的中學嗎?”她看著小豆丁,沒有說話。

事實是,在北京,學奧數,可能是普通家庭唯一一條不那麽“聽天由命”的出路。舉例來說,在人大附中官方網站上,每年都會發布當年的超常兒童早期培養試驗項目招生簡章(人大附中早培班),一旦進入了早培班,未來可以直升人大附中高中部。它的招生範圍麵向全北京的五年級學生,這也意味著競爭會空前激烈。

人大附中早培班的錄取條件寫得頗為簡略:“根據報名信息進行初步篩查,綜合評價,擇優錄取。”

“綜合評價,拿什麽評價?雖然沒有明確寫出來,但是大家都知道,奧數就是重要的敲門磚。” 張君怡說。

小升初中備受關注的證書 圖 / 受訪者供圖

時至今日,被禁止的奧數班在中國已經改頭換麵,成了“小學數學核心知識點強化班”、“數學創新思維班”、“數學小組實驗班”,即便是嚴禁學校自辦奧數班,但在考試之中,一樣可以加入奧數題,以區分孩子的水平。

“所以我發現了,這跟無處不在的焦慮一樣,是無法回避的現實。”朱旭覺得,現在的自己正處在人生危機之中,這不光是他的危機,也是夫妻雙方的危機,更是下一代的危機。

他覺得生活太累了。這個月,看著銀行卡裏還完房貸後所剩不多的工資,他歎了口氣,但不得不打起精神來,因為送小豆丁和張君怡去培訓班的時間又到了。

(應采訪對象要求,朱旭、張君怡、劉婷、王景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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