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寶強子女形象遭曝光,對話五位資深圖片編輯談視覺倫理

來源:影像中國 2016-08-16 11:55:00

8月14日淩晨,演員王寶強突然發布的一則 “離婚聲明”,瞬時掀起輿論熱議。而在隨後的新聞傳播過程中,有部分媒體、自媒體或是網民,發布未經馬賽克等圖片處理的其未成年子女照片,並在言語中附以無實證的猜測。這樣的傳播形式,是否會對孩子造成更深層次的傷害?

今天,拍者君就影像在新聞傳播領域的視覺倫理與五位資深圖片編輯展開對話,共同探討這一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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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後)

羅莉蘭(財新周刊圖片編輯,第一排左)

李冬(新京報資深圖片編輯,第一排中)

張瑾(新華社圖片中心圖片編輯,第一排右)

胡坤(鳳凰圖片資深圖片編輯,第二排左)

吳曉淩(資深圖片編輯,第二排右)

『一』就個人而言,你是如何定義“視覺倫理”的?

李冬:即使新聞當事人有明顯的道德瑕疵或違法嫌疑,也要對相關圖片的傾向性保持足夠的敏感。

吳曉淩:非禮勿視。

胡坤:個人覺得,視覺倫理就是一套規範,告訴從事視覺報道的編輯、記者,如何在一定標準內生產、傳播信息,而不至於受到常識性的指責。

張瑾:每個人的定義都不一樣,對於藝術攝影師來說,裸體就是創作的對象。我自己定義為editorial 的攝影師,真實是最重要的,至於露不露點,是不是暴力血腥,既然已經成了客觀事實,就已經超出了“視覺倫理”的範疇,而是事實倫理的問題了。

羅莉蘭:在視覺傳播中,圖片編輯應該有對影像存在選擇和偏好上有堅持和自律的準則。在“看”與“被看”張力間,找到一種平衡表達。

『二』影像在新聞傳播領域涉及公眾的“隱私權”與“知情權”時,兩者該如何界定、又有何關聯?

李冬:在批評性或揭露性報道中,當官員或公眾人物的行為關乎公共利益,或有悖於社會主流價值觀時,他們的“隱私權”應當適度讓位於“公眾知情權”,比如在自家住所吸毒的明星;而在報道涉及普通人的新聞事件時,“隱私權”應被充分考慮,尤其是當肖像、姓名等隱私信息,對新聞本身的理解和傳播不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時候,“公眾知情權”應當適度讓位於“公民隱私權”,比如醉酒駕車的司機。雖然他理應受到法律的製裁和道德的譴責,但是公布其相貌和姓名,有可能讓他(或家人)遭受鄰裏和單位同事的非議甚至歧視,進而遭受額外的傷害,那麽公布他的照片應該是不恰當的。

吳曉淩:設身處地。

胡坤:隱私權應該是針對被報道對象而言吧,比如前段時間的一則女大學生的民間借貸新聞,手持身份證拍攝裸體照片替代借條。有的媒體就把身份證信息完全暴露出來了。知情權的話,比如一些案件,可能涉及到一些應該披露的公共空間的監控畫麵而沒有及時公布,這就影響到了公眾的知情權。

張瑾:還是先保知情權吧,老百姓已經夠艱難了。隱私不隱私的,都是事實。想想我們為了保護隱私,或者打著保護隱私的名義,產生了多少劇情反轉。

羅莉蘭:我們可以從這兩個定義入手,看上去它們的界定一目了然,但在現實報道中,往往界定不明顯。公眾的“隱私權”在於公眾的私人信息、私人活動、私人領域、私生活安寧受到法律的保護,任何人不得隨意進行披露。其主要特征在於私密性,即與公共利益無關。尊重和保護公眾的 “隱私權” 首先在於公眾對於自己的隱私持有高度保護意識,一旦權利人主動向他人公開自己的隱私,那該項信息便不再是隱私。其次,社會公眾在獲取信息時一定要有甄別能力,切勿盲目傳播網絡信息,以免間接侵害到他人的隱私。公民的 “知情權” 即公民對於國家的重要決策、政府的重要事務以及社會上當前發生的與普遍公民權利和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事件。知情權的主體更多涉及的是公共利益相關的內容。“隱私權” 在於私密,“知情權”在於公共,若公眾的私密信息與公共利益相關,媒體就需要準確、客觀、獨立報道,公眾也有知情權。

▲一外國通訊社發稿的報道海灘裸體示威活動的照片,攝影師用物體遮擋了女性的隱私部位,尊重了被攝對象的隱私權。(援引自《圖片編輯手冊》)

『三』在新聞事件中,哪些群體應在影像上受到保護?傳播時一般會采取哪些處理手段?

李冬:未成年人的肖像應當被充分保護,某些情況下,肖像可能會被遮擋至無法辨識。此外,以下群體也應受到保護:未經審判的犯罪嫌疑人、在押服刑人員;可能引起歧視的特殊疾病患者;特殊職業者,如臥底警員、反扒隊員等;死者屍體、過於暴露血腥的傷口;有悖公序良俗的身體暴露;涉及國家秘密、民族宗教禁忌;當事人或直係親屬有特殊要求的情況。新聞包羅萬象,現實複雜多變,對存在爭議的圖像通常會被模糊、遮擋或是裁剪掉,甚至直接棄用。

吳曉淩:未成年人,病患。不暴露麵孔等可分辨個人特征,馬賽克。

胡坤:我覺得不能一概而論,主要是經驗和權衡。如果有些個人信息對報道影響沒有顯著作用,那就沒必要。如果個人信息確實是不可或缺的新聞要素,有必要公之於眾,那是不是需要做一個取舍?

張瑾:咱們老說裸露的不能發,艾滋病人正臉不能發,吸毒的不能發,未成年的犯罪者不能發…… 可遇到非洲原始部落的時候,就不管人家是不是穿衣服了,是不是虐待動物了,是不是艾滋病毒攜帶者了,是不是在野合了。當你站在製高點(道德的,身份的,法律的)的時候觀察被攝者的時候,是不是保護被攝群體取決於你對他的態度,是淩駕其上還是視作平等。要是視作平等,傳播的時候你自己希望被怎樣程度地傳播,就對被攝者采取什麽樣的保護措施。馬賽克、遮擋、背影、甚至幹脆不拍,取決於你的態度。

羅莉蘭:在新聞事件中,事件中的受害者,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還有若采訪對象要求,都會進行打馬賽克,在拍攝上,攝影記者也會采取一些方法,例如剪影、特寫、場景代替等。如果可以,盡量不上圖片。

『四』麵對具有爭議的影像,你是如何把握發布尺度的?

李冬:公布隱私信息和有爭議的影像,首先要考慮的一點是,會給新聞傳播和讀者理解帶來怎樣的影響。實際上,“不發照片,稿子沒法做” 的情況少之又少,絕大多數情況下,遮擋圖像甚至放棄用圖,並不影響讀者對新聞的理解。

吳曉淩:寧枉勿縱。

胡坤:如果你作為普通人,看見這樣的處理結果,會有怎樣的反應?將心比心,這個可能比較準。

張瑾:如果是自己拍的,確保真實,不要給自己的職業生涯打臉。如果是別人拍的,也核對一下真實性。至於拍攝的內容是不是有爭議,那就超出影像本身的討論範圍,而是這件事情本身的爭議性了。

羅莉蘭:麵對有爭議的影像,首先三方麵權衡:一個是對事件報道是否有益,如果能直接反映現場,能給予公眾對事件深刻直觀的認識,進行選擇。一個是觀者對這影像的接受度,能否接受,會不會給他們造成不適感。這就要多聽看過這張圖的旁觀者感受,再做權衡。還有是影像涉及到的相關人,影像對他們所帶來的影響。

▲約翰·菲勒拍攝的這張照片使跪在屍體前嚎啕大哭的瑪麗在一瞬間變成了公眾人物,當時年僅14 歲,離家出走的她碰巧出現在事件的現場。瑪麗認為這張照片“改變了她的生活,使她的一生變得非常悲慘”。(援引自《圖片編輯手冊》)

『五』在傳統和網絡兩大傳播途徑中,影像發布的尺度有何不同?

李冬:網絡媒體和網絡傳播應該還是有區別的,前者有法規和行業自律約束,後者好像沒什麽底線吧。無論是傳統媒體網絡化,還是網絡媒體主流化,在照片選用和傳播過程中,並沒有根本差別,都要在嚴肅性與娛樂性、客觀性與傾向性、真實性與時效性上作出選擇,可能傳統媒體行業自律的慣性使然,對自身更為審慎,對新聞當事人和受眾的感受更為在意,對敏感圖像有天然的警惕;網絡媒體的發展過程和受眾習慣,以及快餐式傳播和實時可編輯的技術特點,讓它對敏感圖像有更大的寬容度,甚至渴求欲,它所帶來的閱讀習慣和受眾心理承受寬容度的變化,反過來也在影響傳統媒體。

吳曉淩:一視同仁。

胡坤:網絡上的影像發布,尺度上目前看是更大的。原因很多,比如把關流程,誰拍的,誰編輯的?傳統渠道的影像發布流程和網絡發布流程,存在很多差別。

張瑾:在理想化的新聞傳播概念中,發布尺度應該由行業協會來製定,或者有新聞法來約束。我國的傳統傳播途徑,所謂行業協會是對政權負責的。在主要的網絡(特別是自媒體)傳播途徑來說,所謂行業協會是對話題性、點擊量負責的。沒有新聞法,任何尺度的虛假或 “喜聞樂見”的內容都有可能出現。兩大途徑沒有本質區別。

羅莉蘭:在傳統媒體中,影像發布會小心謹慎,因為把關人按層級分的話有直屬領導,主編助理,主編,審稿人,每一個層級的人都會站在自己對圖片的認識上把關一次。還有就是圖編一開始會根據自己的職業經驗挑選適合傳統媒體的圖片。層層把關,層層刷選,所以可能在影像的選擇上會謹慎一些。網絡傳播,則把關這一層,更多的在於圖編自己的審查。很多時候,由於內容太多,會比較忽略傳播效果,沒有很及時反饋的話,就這樣過去了。

▲2002年5月14日,新華社刊發的《尋獲大連5·7 空難第一個黑匣子》的圖片,引起了媒體對報道攝影倫理道德的討論。(援引自《圖片編輯手冊》)

『六』職業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影像爭議”是什麽?最終是如何解決的?

李冬:例子一:“敘利亞反對派殘忍斬首11 歲‘間諜’”,國外通訊社發布了幾張行刑前的視頻截圖,畫麵中可以看到完全無助、充滿恐懼的孩子和略有得意的反對派武裝人員展示活著的俘虜。整個畫麵會給每一個心存善良的人,帶來巨大的衝擊。當時做了一個 “感性” 的決定,說服編輯不要采用這樣的照片,我想一定會有讀者對這樣的場麵感到不安和反感,他們不該受到這樣的衝擊和傷害。類似的例子還有災害事故、戰爭場麵中暴露的屍體和血腥的畫麵。例子二:“宿舍突發火災,大學生破窗逃生”攝影記者拍攝的畫麵顯示,一位女學生從冒著濃煙的窗戶翻了出來,背對著鏡頭,身上衣著不整,部分腿部露在外麵。照片見報後,有讀者反映,報紙發布這樣的畫麵,應有不妥,侵犯了那位學生的隱私權。在給這位讀者的回複中提到,事發大學校園的火災,是在公共環境下的公共事件,涉及不確定群體的利益,照片中的女學生身處窗外,亦為公共場所,她的個人形象與宿舍樓、冒煙的窗戶等信息共同構成畫麵,占據畫麵比例較小,也沒有正對鏡頭,應該屬於不可明顯辨識人物身份的情形,所暴露的身體部分也不是通常意義的敏感部位,這張照片應該不會涉及到隱私權。

吳曉淩:先做人,再做男人,最後再做記者。

胡坤:唯流量論,消費死者、苦難,有過很多回。現在基本不會出現這類情況了,處理的越多,越容易把握尺度。

羅莉蘭:最深刻的莫過於在南都實習的時候,對譚偉山老師《暴力城邦》作品的爭論。一位突發記者對現場的真實的記錄,記者在作品的開頭寫道 “麵對這種眼淚和鮮血,我有很多時候都是對自己說,這隻是一份工作。就像一位法醫,他必須麵對屍體,就像一個醫生,他必須麵對鮮血。這隻是一份工作,我的工作性質要求我這樣做而已。這裏沒有任何道德層麵的東西。從另一個角度我這樣安慰自己,可能殘酷的不是照片本身,殘酷的是現實本身。”以整組照片這樣呈現,是攝影記者個人主觀選擇和編輯。但是如果圖片編輯選擇,放到大眾媒體上,我們就會做出選擇,有些圖片例如屍體和血淋漓的傷口由於 “不適感” 必然是不會被選擇的。還有一個是財新周刊今年做的《昆山傷員》專題報道。當日新聞報道圖片裏有很多很直觀和慘不忍睹的照片,還有攝影記者奔赴昆山等地拍攝傷員圖片。在選擇的時候,我第一個直覺是 “要讓公眾明白那次爆炸的慘烈”,有一張圖片,是傷員身上那一層層的結疤。無論是視頻,還是圖片,這樣的影像是不那麽恐怖的,也是很直觀地表達他們身上的傷痕累累,無法恢複。但是在做雜誌的時候,審稿人覺得我用一頁來呈現這傷口,不太恰當,由於題材的敏感,我們最後會在圖片上的選擇上,會做一些折中的選擇。後來我就換上當日傷員被搶救的圖片。

『七』在近期王寶強離婚一事的傳播中,有部分媒體/自媒體發布未經處理的其未成年子女照片,對此你有什麽看法?

李冬:事不及家人,更不該涉及幼童,應該保護未成年兒童的隱私。

吳曉淩:不適當。

胡坤:對小孩子沒任何好處。估計有孩子的編輯,不會這麽幹吧。

張瑾:相比前幾年帶著未成年孩子參加各種真人秀撈金的各位明星親生父母而言,這真算不了什麽。發照片是發布客觀事實,這孩子長什麽樣就是什麽樣。至於瞎猜測什麽,是不是構成惡意誹謗,就超出了影像本身的範疇了。

羅莉蘭:按照未成年保護法第三條: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參與權等權利,國家根據未成年人身心發展特點給予特殊、優先保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為了滿足公眾對於這個娛樂八卦新聞熱點的好奇,用其未成年子女的照片,將會影響其子女身心發展,我是不讚同的。因為這樣的後果,誰也無法控製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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