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問河北涿鹿課改:一場初衷美好的改革,為何會被抵製最終擱淺? | 特別關注

來源:搜狐教育 2016-08-11 16: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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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堂灌、題海戰術”的傳統教學方式一直是在教育界得到眾人詬病的,而涿鹿縣提倡“設疑自探、解疑合探、質疑再探、運用拓展”的教育改革卻最終擱淺,涿鹿縣原教育和科技局局長郝金倫的一段辭職講話,又再次喚起了大家對教育改革的關注。

在眾多涿鹿課改局長辭職風波調查中,小編發現涿鹿課改的想法其實是值得稱讚的,而且“三疑三探”之前在其他地區也有成功案例,但是為什麽“三疑三探”放在涿鹿推行卻失敗了呢?涿鹿教育改革過程中到底出現了哪些問題?

孤軍奮戰的勇士,好的想法不一定能辦成好事?

“這其實是一場在專業人士領導下科學的、人性化的教育改革。”河北省張家口市涿鹿縣教育和科技局原局長郝金倫在媒體采訪中一直這認為。

2014年5月份,涿鹿縣全縣中小學開設實驗班,開啟“三疑三探”課堂教學模式。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反對聲漸起,今年7月11日,郝金倫以辭職的方式,“抗議”自己推行的教育改革遭遇全麵叫停。

今年7月5日,200多名家長走上街頭,要求罷免郝金倫。當天,涿鹿縣委、縣政府叫停了“三疑三探”改革;

今年7月11日,郝金倫宣布辭職。並於當天發表了那篇引起轟動的辭職演講——“滿堂灌、題海戰術以及對孩子們野蠻地張榜公布成績等,在我郝金倫看來都是誤人子弟……我不去領導這項工作。”

一時間,郝金倫的改革被打上了“情懷”的標簽——“孤獨的教改推動者”。

在接受《京華時報》采訪時,郝金倫則表示自己“孤軍深入,既無援兵,又無糧草,知己甚少”,並稱對於推行“三疑三探”遭遇的誤解和指責,自己無怨無悔。

“縣裏有些人對我做出了非常不公正的評價。說實話,因‘三疑三探’我所遭受的誤解和指責加起來難以計數,但我真的無怨、無悔、無恨,僅僅有些‘悲涼’,覺得寒心。我不是一個偏激者,也不是一個憤世嫉俗的人,原本就是想踏踏實實地為老百姓幹些實事而已,但是,我成了孤軍深入探索改革的人。其實教學改革不是我郝金倫個人的事情,需要來自縣委各部門和各界的通力支持。”郝金倫說道。

施行之年起,對於“三疑三探”教學模式的爭議聲音從未停止

在這場轟轟烈烈的改革中,郝金倫雖然一直認為是“解放天性和應試能力能兼顧”的,但是從2014年起,對學校推行“三疑三探”教學模式的爭議聲音就從未停止。

“我是反對三疑三探的。”涿鹿縣教師郭鑫還表示,“傳統課堂有預習、質疑、講授、討論、反思、鞏固等多個環節。涿鹿的課改隻是把傳統教學的“質疑”環節無限放大,用一個環節涵蓋所有的課堂環節,是有問題的。”

“‘三疑三探’的教學效率太低,教學時間不夠用,需要跳著上課,有些課文就沒時間上了。我在該用的時候用,不該用的時候不用。我還要為學生的前途未來負責。”一些老師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為什麽不能讓學校自主決定如何教學?”涿鹿一位中學的副校長說道,“我認為教科局直接管到教師的做法,很不妥當。這不是改革,是後退。”

除了來自教育係統的壓力,家長的質疑也從未間斷,就連郝金倫本人也說:“這兩年,有部分家長一直在罵我。”據澎湃新聞、京華時報等媒體報道,有學生家長認為搞“三疑三探”費時間,作用不明顯;也有家長則反映課改後老師講課太少,考試也少,學生學習時間不夠。甚至有家長認為,郝局長拿“孩子的成長當實驗品”,“一意孤行”,強推“三疑三探”教學方式,犯了“教育的大忌”。

“三疑三探”,麵臨的是巨大誤解?

盡管反對聲很多,但在極速推進的“課改”中,郝金倫也不乏支持者。

張賓是涿鹿縣希望中學一位有著15年教齡的語文教師,在他看來,實施“三疑三探”課改以來,學生的厭學情緒減輕,自主性大大提高。“沒課改時,我一支粉筆就能上完課。現在孩子們提出的五花八門的問題讓我防不勝防,經常被學生難住,學生很有熱情。”在張賓看來,懷疑課堂上教師不講課是對“三疑三探”的巨大誤解。

“三疑三探”究竟是場什麽樣的改革?

“自主、合作、探究是寫進教育大綱的,全國湧現出很多種教學方式,‘三疑三探’是其中的一種,這個模式在山東、河南、遼寧等地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而恰巧我們一直在不斷尋找更高效的課改模式。”在談到“三疑三探”時,郝金倫這樣表示。

正如郝金倫所說,“三疑三探”並非涿鹿首創。

“三疑三探”課堂教學模式源自河南西峽縣的教育探索,包括“設疑自探、解疑合探、質疑再探、運用拓展”四個環節。

設疑自探:這是課堂的首要環節,即圍繞教學目標,創設問題情境,設置具體問題,放手讓學生自學自探。

解疑合探:是指通過師生或生生互動的方式檢查自探情況,共同解決自探難以解決的問題。

質疑再探:讓不同學生針對所學知識,再提出新的更高層次的疑難問題,誘發學生深入探究。

拓展運用:針對本節課所學知識,分別編擬基礎性和拓展性習題,讓學生訓練運用。在此基礎上,予以反思和歸納。

“三疑三探”最大特點是學生先獨學深思,形成自己的學習經驗後,采取小組合作式學習,讓學生主動發現問題、獨立思考問題、合作探究問題、歸納創新問題、勇於評價問題,養成敢於質疑、善於表達、認真傾聽和不斷反思的學習習慣。

在浙江省教育廳教研室張豐看來,“在涿鹿課改中,引進西峽模式是一個'關鍵變量'。”他在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中說“在有關批判中,教育界內外人士對簡單的移植有不少不同的聲音。如果課改隻是停留在某一模式的模仿,將很難轉化為本地的常態實踐。在改革初期,借鑒是有必要的,但我們要迅速從“移植”過渡到“內生”,進入第二階段。”

涿鹿課改究竟“敗”給了什麽?填鴨式教學讓學生被動地接受老師灌輸的知識,讓學習成為一種負擔,題海戰術更嚴重損害學生的心智和身體健康,學生毫無疑問是此種教育模式最大的受害者,而對這種傷害最感同身受的自然是學生和家長。

長期以來,針對以往陳舊的教學模式,從學生家長那裏傳來的不滿和憤怒的聲音可謂不絕如縷,既然如此,何以等到有人要對舊模式動刀的時候,家長們又集體抵製呢?

照搬照抄,好例子不適合所有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當植物種植的環境變了,事物的性質也就變了。涿鹿與西峽縣運用“三疑三探”的不同結果也是如此,區域改變了、對象改變了,教改的性質也會不一樣。

“西峽在做三疑三探之前幾乎是每一所學校都摸清了才做,在開展變革之前,對全縣是有一個通盤的了解。而郝局長把三疑三探移到涿鹿縣,也應該結合涿鹿縣教育的現狀,然後把外來的“和尚”變成本土的“和尚”。”《學校品牌管理》采編部副主任千紅亮在一次研討會上說道。

但實際上,涿鹿在結合本土進行教改時做的並不是很好。

縣教科局一位分管教改工作的負責人認為,相比“三疑三探”試點成功的地區,涿鹿縣的問題在於,推得太急、太快,而且方式方法出了問題,不僅全縣中小學“一刀切”,也違背了一般做試驗的常識,即應該先進行試點,從點到麵,點上形成了成果進行示範,再引領,逐步推進。

涿鹿在引進“三疑三探”方法時,不僅前期準備不足,而且沒有考慮到當地縣各校校園資源、師資力量和學生素質的差異性。

“教育層麵不可忽略的是教師群體和學生群體他們單一的差別非常大,可能在這個地方學生的生源素質不錯,自主性學習很強,家庭文化素質很高,施行‘三疑三探’效果就很好。而放到另外一個地方則完全不行。”廣東省廣州市怡樂路小學原校長霍誌強說道。

涿鹿縣合符小學的負責人則認為,“三疑三探”政策下達後,學校即進行了三個月的“入模培訓”,但發現本校學生不太適應這種教學模式,比如學生在設疑自探環節提得非常簡單、瑣碎,偏離了教學目標;第四環節由學生自己編題不太適合,也浪費了很多時間。“不是‘三疑三探’模式不好,而是我覺得更適合那些高年級學生,尤其是素質高、基礎好的學生。”

浙江省教育廳教研室張豐認為,在改革的初期,借助某一模式去幫助教師實現教學行為的轉變是必要的。一些地區或學校成功地通過推行教學模式,實現了學教方式的變革。但如果我們不及時地幫助教師理解教學行為改變背後的實質,而簡單地用行政命令來督促,就會促使相當部分的老師產生認識與行為的衝突,從而成為課改的阻力。

步子走得太快,老師、學生吃不消

除了對於“三疑三探”模式是否適合本地學生的質疑,改革步調操之過急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質疑。

“‘三疑三探’走得太快,一線教師要吃不消的。”涿鹿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在教科局民主生活會上多次向郝金倫提出自己的顧慮。事實上,“三疑三探”的推廣速度,出乎了很多班子成員一開始的想象。

2014年5月22日,涿鹿縣教科局印發《關於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工作的實施方案》。這是涿鹿縣引進“三疑三探”的第一份規範性文件,將“三疑三探”的實施工作分為入模、習模、化模、創模四個階段。方案中明確指出,“在入模階段,(小學)四年級以上開展‘三疑三探’教學模式”。

“當時是考慮到低年級學生接受這種模式有困難,所以就先在小學中高年級中試點。”對於先試點的做法,郝金倫也是讚同的。在2014年的全縣工作會上,他說:“我們的課題引進推廣工作一定要穩紮穩打,通過試點總結經驗教訓,發現問題和不足。”但沒過多久,“課改”推進得越來越快,郝金倫提出“三年級也可以做”。等到三年級開始不久,二年級、一年級也開始了。

為了激勵教師使用“三疑三探”,教科局還將其作為教師調動、職稱評聘的依據。有文件明確規定,在全學區“三疑三探”課堂教學模式講課比賽上,工作5年內取得前五名,10年內取得前十名,可參加進城調動考試。有獎自然有罰,郝金倫在一次講話中說:“把五項技術推進工作考核結果作為校長任免使用的依據,讓那些碌碌無為、不思進取的校長退位讓賢。”

“三疑三探”推行太快,使得許多一線教師還沒把改革政策搞明白,就得實踐到工作中。更有一線教師無奈地說,“這兩年來,引進的這麽多項教育改革,就如上映的一部部電視劇,我們還來不及消化,一引進就全麵推開,不考慮學生層次和差異,這些改革注定是短命的。”

唯分數論下,家長老師產生質疑

教育改革需要廣泛凝聚共識,“涿鹿模式”恰恰在這一點上出現偏差。在“分數決定命運”,高考“一棒定乾坤”的大背景下,考上一所好大學還是多數家長對孩子最大期望。因此,教改政策要想受到家長們的認同就隻有一種可能,即教改有助於提高孩子的分數。

如果在這一點上教改的成效並不明朗,又有多少家長願意自己的孩子充當實驗品呢?所以在當下的環境中,要讓中小學教改順利得到推行,說服學生家長最重要的就是必須拿出其有助於奪高分的證明。

“講課少、作業少、考試少”的教改模式,引發家長的擔心甚至“憤怒”不足為奇。在改革者眼中,滿堂灌、題海戰術有違教育規律,是誤人子弟。但在家長心中,考高分才是硬道理,萬一改不好,出現閃失,豈不吃虧?對老師而言,麵對重新備課、課堂控製、充電加碼等挑戰,遠不如原來的按部就班來得安逸,所以,他們也不是堅定的支持者。

這樣,沒有家長的廣泛理解,得不到多數教師的廣泛支持,改革的“大廈”建立在“沙灘”之上,縣委、縣政府叫停改革就成為無奈之舉。

溝通不暢,質疑不能及時消

家住縣城的盛女士回憶,學校曾給家長發了一張手掌寬的紙條,讓家長在“傳統教學班”和“三疑三探教學班”之間選一個。盛女士對“三疑三探”並不了解,為了保險起見,她選擇了“傳統教學班”,但紙條交上去,“就沒了下文”。從孩子帶回來的隻言片語中,盛女士了解到,“三疑三探”已經實行快兩年了。“家長如果了解‘三疑三探’是什麽,那叫有選擇。你買件東西還要挑挑,但這個東西連選擇的權利都沒有,就直接上了。”盛女士說。

據縣委縣政府官網信息,教科局多次組織研討會介紹該模式,2015年7月15日,為了打消部分學生家長存在的顧慮,還專門組織了家長會,家長對新課改有什麽疑問可當場提出,時任局長郝金倫親自解釋。不過在實驗小學一位學生家長看來,這次大會並未打消家長們的疑慮。“家長們問了很多問題,但他基本沒有解答,而是一直反複強調,這個東西好,別的地方可以搞,我們也可以搞。”一位家長回憶道。

但在郝金倫看來,真正外行的是家長,接受采訪時,他將“三疑三探”改革比作一次腫瘤手術,“做腫瘤手術是非常專業的,但是病人家屬卻在要求這樣做、那樣做,這才是幹預”。郝金倫還表示道,“我一直強調的是各取所需、各得其所,自由選擇、公平競爭。其實這兩年我在學校也這樣說,不是所有學生都要上這個模式,願意上傳統課堂的也可以,不會說不上就扣績效工資懲罰,仍然是一種溫和式推進。”

而縣教科局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本是好意,但事實證明,這次溝通是不成功的,雙方還是沒有達成一致。”

同時在新模式下,教科局給老師的壓力也讓老師們倍感拘束,教師除了應付原來的教學任務,還可能被抽調參加縣教科局長統一安排的專業課考試。此外,縣教科局兩周開一次調度會,有專人到各校檢查“三疑三探”的落實情況,不止一位教師表示,經常有校領導在上課時間站在後門向教室裏張望,感覺“很不自在。”

在涿鹿課改中,局長喊冤,不難理解,但如果在改革中,教育主管部門能更多地換位思考,多站在學生家長的立場上想問題,找出他們的擔心所在;多站在教師的角度上想問題,通過政策鼓勵等方式,引導教育他們積極參與改革;縣委、縣政府能從全縣改革發展的大局中布局教育改革,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輿論氛圍,教改也許就不會功虧一簣了。

涿鹿課改,啟示在哪裏?

“滿堂灌、題海戰術”的傳統教學方式一直在教育界是得到眾人詬病的,而此時提倡“設疑自探、解疑合探、質疑再探、運用拓展”的教育改革卻最終被擱淺,郝金倫的辭職喚起了大家對教育改革的關注,無論涿鹿當下的教育改革是否正確,它僅僅隻能作為個案供處於教育改革中的學校來參考,而不能否認整個教育改革的失敗。當然涿鹿“三疑三探”被中途叫停,也足以證明教育改革之路仍任重道遠。

盡管“三疑三探”在涿鹿被叫停,該教學法創始人、河南省西峽縣教研室原主任,現南陽一高副校長楊文普在接受中國教育報記者采訪時談道,“有更多的人來質疑、發展對學生有利的學習方法、教學模式,我們的教育改革才有希望。”楊文普認為:“改革過程中遇到問題就要解決問題”,當地政府不能一遇到反對的聲音,就選擇叫停當下的教育政策,而是要思考一個讓支持者和反對者都兩全其美的辦法才是最重要的。

教育改革從來都不是教育部門自身的事,隻有黨委政府重視、部門聯動、社會廣泛參與,充分考慮群眾的承受能力,尊重民意應成為政策製定的自覺,教育改革的大船才能平穩的前行。

教育是涉及千家萬戶的民生工程,教育主管部門推行的政策是作用於教師、學生和家長身上的,社會公眾是政策的主要對象和參與者,任何政策都必然要考慮到公眾的實際訴求和需要,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公眾利益和公共利益,才不會背離改革的正確方向。現南陽一高副校長楊文普表示,“教育改革需要方方麵麵的支持,我們要警惕大家對這個事情出現負麵理解,要注意保護改革者的積極性。別讓那些有改革熱情的局長、校長覺得——改革就得‘下課’。”

教學模式雖有千萬種,但卻沒有一種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所以,教育改革要遵循教育自身發展的規律,切忌照抄照搬外地模式。

西峽有西峽的校情學情,涿鹿有涿鹿的校情學情,適合本土實際情況的才是最好的,要把西峽的教學模式與涿鹿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走西峽模式涿鹿化的路徑,才是涿鹿教育改革最正確的打開方式。照搬照抄外地“先進”模式,最終能否成功讓大家心裏都沒有底兒,這樣的改革自然讓校長們感覺壓力山大,如果升學率下滑,校長很可能受到批評指責,一線教師長期習慣舊有的滿堂灌模式,現在改為“三疑三探”,教師們覺得課堂效率低下,無法完成授課任務,家長也不願意把自己的孩子當試驗品,尤其在高考的環境中,家長和學生都輸不起。

同時,改革成效的對錯是需要時間驗證的,他需要人們對此具有一定的包容心。

教育改革和其他領域不同,其成效有一定的滯後性。“滿堂灌”和“啟發式教學”的差別在哪裏?這可能很難在本學期、本學年甚至幾年後的考卷上體現出來。要看到教育改革的真正成果,需要等這批孩子長大成人後,才能夠從綜合素質、創新能力、工作能力上看出端倪。而在這段時間裏,不能因為沒有“立竿見影”就粗暴否定改革,要有足夠的耐心,讓時間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判。

“涿鹿事件”好似一股清冷的風,激起了人們對此事的反思。浙江省教育廳教研室張豐認為,郝局長的辭職並不意味著涿鹿課改的失敗。“雖然他和他的團隊沒能成功幫助全體涿鹿教師轉變觀念與教學行為,但可能有10%的老師理解並堅持踐行“以學為中心”的教學思想,可能還有40%的老師部分接受了允許“疑”,鼓勵“探”的啟發引導的教學方法。這就是進步,這也是成功。”

雖然這一觀點不免有個人主觀性,但是張豐也表示,“當前,全國很多地區都在區域性地推進教學改革,有進展順利的,也有困難重重的,與涿鹿類似的隱憂潛伏的地區也不是沒有。我們首先要從大的方向上判斷這些改革的是非,努力調整學教關係,從促進學習真實發生的角度,探索有效的學教方式的探索。然後,我們再從方法層麵、戰略層麵看改革的路徑與步調。”

涿鹿課改無疑為當下處於改革情境中的學校們提供了一麵鏡子,照一照改革進行時的學校,是否也有涿鹿教改失敗的影子,以此來勉勵和警示改革者們:教改之路雖布滿荊棘,但若麵向陽光,便所向披靡。

實習生|李天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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