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可改變未來,問誰又能做到:曼德拉與德克勒克

來源:搜狐文化 2016-07-18 11:41:00

像自由一樣美麗|Beyond名曲《光輝歲月》背後的故事

今天,是曼德拉國際日。2009年11月,聯合國大會為表彰南非前總統納爾遜·羅利赫拉赫拉·曼德拉對和平文化與自由做出的卓越貢獻,將7月18日定為“納爾遜·曼德拉國際日”。

即使你對曼德拉沒有那麽熟悉,你一定聽過beyond樂隊的名曲《光輝歲月》。這首歌最初就是黃家駒寫給曼德拉的歌,看看歌曲的歌詞,不難聯想到曼德拉所處的那個時代,以及他深處那個光輝時代要變革世界的決心。

曼德拉的故事已經變成一個以自由為標誌的故事,但是這自由並非靠一個人的奮鬥就可達成。今天,書評君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可能被塵封、並不為人所熟知的曆史。在南非的民主轉型曆史上,有一位與曼德拉並肩的,同樣偉大的、舉足輕重的人物——德克勒克。為什麽說德克勒克偉大?他與曼德拉有著怎樣的情誼?

自由的獲得,既需要一個如同曼德拉一般,願意傾盡所有去為自由而奮鬥的人,也需要一個如同德克勒克一般,願意為了自由而去寬容妥協的人。在曼德拉、德克勒克背後,我們看到的,是同樣一顆深處時代變革中,要創造“光輝歲月”的赤子之心--如同現在我們看到的無數個年輕麵龐一樣。

自信可改變未來,問誰又能做到:曼德拉與德克勒克

文|羽戈

弗雷德裏克·威廉·德克勒克(FrederikWillemdeKlerk)的名字,對中國人而言,不僅談不上如雷貫耳、眾所周知,在納爾遜·曼德拉去世之前,甚至寂寂無聞,僅僅流播於小眾之間。我曾在德斯蒙德·圖圖大主教《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曼德拉自傳《漫漫自由路》等書中,讀到德克勒克的一些事跡,印象不深,觀感不佳:曼德拉筆下尚屬厚道,縱有批評,相當婉轉,圖圖則直接斥其為“沒有寬廣胸懷的小人”。根據他們的敘述,這個曾擔任南非總統的白人官僚,識時務卻兩麵三刀,有想法卻斤斤計較,他的存在,更像一個卑劣的參照物,折射了曼德拉的大度與圖圖的悲憫。

2013年12月5日,曼德拉病逝於約翰內斯堡家中,舉世同悲。國人悼念曼德拉之時,德克勒克的名字不時被提及,甚而喧賓奪主,壓過逝者一頭。試看這些論調:紀念曼德拉,別忘了德克勒克;讚美曼德拉,更應該讚美德克勒克;曼德拉常有,德克勒克不常有;一個隻記得曼德拉,而遺忘德克勒克的民族,似乎還沒有成年……

我在萬分驚詫之餘,則羞慚於自己的無知:曼德拉已經足夠偉大,德克勒克居然更勝一籌,當世還有這樣的偉人!於是四處找尋關於德克勒克的著述,孰料一無所得。欲知其人,無書可讀,不啻是一大悲哀。

所幸在2015年,悲哀漸被抹平。戴維·奧塔韋《德克勒克與曼德拉:用妥協和寬容重建南非》與《德克勒克回憶錄》的中譯本先後問世。巧合的是,德克勒克在其回憶錄中曾提到這個叫戴維·奧塔韋的《華盛頓郵報》記者,不過譯作大衛·奧塔韋。如果說“戴維”與“大衛”之別無關緊要,那麽《德克勒克回憶錄》把德克勒克所屬與領導的政黨NationalParty譯為“國民黨”,《德克勒克與曼德拉》譯作“民族黨”,一個常見名目,卻出現兩種譯法,而且二書同屬“啟蒙文庫”,顯然不可原宥。除了該批評編輯統籌不力,這也說明了我們何其隔膜於南非曆史與國情。對德克勒克的種種誤解與誤判,正與此相關。

對德克勒克的“最大誤判”

在我看來,對德克勒克的最大誤判,即在於他與南非改革(民主轉型)的關係。

盡管德克勒克回憶錄以“新南非誕生於1994年5月10日”為開端,不過其政治生涯之巔峰,則在1990年2月2日。這一天,從P.W.博塔手中接過總統權杖還不到半年的德克勒克,在議會開幕式上發表演講,宣布解嚴:“……除了釋放納爾遜·曼德拉,這些措施還包括解禁非國大、南非共產黨、南非泛非主義者大會以及其他較小規模組織,更大範圍地釋放非國大囚犯和解除有關媒體和教育的國家緊急狀態規定”,“我們決定廢除《隔離措施法》,同時還應允許死緩”。此舉的力度“遠遠超出開明派和反政府人士的最樂觀預期”,以至於國民黨政府的資深批評者阿利斯特·斯帕克斯對戴維·奧塔韋驚呼:“天哪,他一次就做完了全部!”

德克勒克回憶錄的寫法相當克製,寫到這一節,卻情見乎詞,難掩激動之色:“2月2日清晨,我懷著一種宿命感醒來。我知道我的演講將開啟一個新時代。”他還記載了當日報紙頭條:“南非與全世界普天同慶”;“南非突破政治藩籬”;“希望的新篇章”;“政治向所有人開放”;“南非新時代:全世界讚不絕口”……毋庸置疑,連德克勒克本人,都把自己當成了曆史的舵手、新時代的締造者與南非人民的大救星。

德克勒克配得上這些榮耀麽,這則促使我們去追問:他為什麽要發起改革?

標準“官二代”如何應對改革時勢

沒有主動的改革者,正如沒有心甘情願讓渡、放棄權力的政治家,因為沒有哪個權力者願意把自己釘上鐐銬、關進鐵籠,鑰匙交給人民。如果你滿懷幻想,不能接受這一事實,那則不妨視之為一個政治學假設。改革往往是對勢和壓力的順應。政治家優秀或拙劣、偉大或渺小,正取決於對天下大勢、世界潮流的判別,與應對壓力的方式:化壓力為動力,還是使壓力疊加為更大的壓力。

這個論斷,無比適用於德克勒克。說起來,在成為總統之前,他連改革派都算不上。其人出身政治世家,自詡生來與政治有不解之緣,祖父是國民黨的創始人,姑父漢斯·斯特賴敦是南非總理,父親揚·德克勒克先後擔任內閣勞工部和公共工程部、內政部、移民和教育部長、參議院議長等,還曾代理總統。這個標準的“官二代”,在父親的熏陶之下,自幼便接觸政治,數十年來按部就班、循規蹈矩,從不以激進著稱,而是一個務實、審慎甚至保守的官員,否則他也不會在博塔手下當了十年部長而屹立不倒。

這就要說到綽號“大鱷魚”的博塔。1983年,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訪問南非時說,他所見過的世界各國領導人中,印象最深刻的當屬鄧小平和博塔。能與鄧公相提並論,足見博塔的強人風範。德克勒克回憶錄有一段描寫,可作為博塔的畫像:

“博塔坐在長橢圓形的內閣會議桌的上首,主持著會議流程。他有時像個慈祥的父親,有時又像一隻巨大的猛禽。博塔身材高大,經常穿著三件套的西服。他的光頭、厚重的雙下巴、閃閃發光的眼鏡,和發號施令的食指都是漫畫家和諷刺家嘲諷的對象。他的風格無法帶來自由而開放的辯論。那些草率開始工作,且並沒有取悅他的部長們,很快就會被他以相當粗暴的方式降低威望。”

在博塔主宰的內閣,無人能夠挑戰其權威。縱使德克勒克心懷怨懟,卻也隻能對飛揚跋扈的博塔亦步亦趨、唯命是從。故而他留給了曼德拉這樣的印象:“在他成為國民黨主席的時候,他似乎是一個典型的國民黨黨員,做起事來不偏不倚,他的過去似乎沒有什麽東西表明他具有改革精神。作為一位教育部長,他曾經力主不準白人大學招收黑人學生。”這最後一點,戴維·奧塔韋的書中亦有提及。

1989年1月18日,博塔突然中風,辭去國民黨主席一職。國民黨內部隨即展開競選,四位候選人中,三位來自改革派,唯獨德克勒克屬於中立派,他出人意料地勝出,則源自保守派的鼎力支持,“因為他們認為與其他三位候選人相比,我對他們的政治主張更有共鳴”。對於他的政治前景,輿論大都表示猶疑,預測他將繼承博塔的政策而艱難前行。甚至在他成為國民黨主席近四個月後,其政治麵目依然曖昧不明,1989年5月28日出版的《星期日之星》表達了公眾的困惑:“真正的德克勒克是堅持改革的微笑的哲基爾嗎,或者是推行種族隔離的鐵麵海德?”

回頭想來,德克勒克的上位,以及最終取博塔而代之,恰恰在於他的中立,他不是最好的人選,卻是最不壞的人選,令陷入苦鬥的各方都難以拒絕。這樣的情形,在政治史上並不鮮見:當政治鬥爭焦灼化,中庸者往往最受青睞。

至此,我們可以斷言,在德克勒克成為國民黨主席之前,甚至成為南非總統之前,無論從觀念上還是行動上看,他都不是改革派,偶爾還會阻撓改革。他發起改革,不是因為他相信改革,而是因為他相信南非不得不改革。質言之,這不是觀念問題,而是利益問題。

彼時之南非可謂內憂外患,危機四伏。博塔丟下了一個爛攤子,政治動蕩,暴力衝突不息,經濟低迷,貧富差距過大。最要命的還是種族矛盾。關押在波爾斯穆爾監獄的曼德拉就像一顆定時炸彈,越來越逼近爆炸的時刻。對此,就連頑固、專橫的博塔都不能無動於衷,1989年7月5日,他在總統辦公室接見了曼德拉,會談近半小時,盡管並無結果,卻迫使正與其爭權的德克勒克隻能更進一步,與曼德拉進行更真誠的談判,做出更寬大的讓步。

對手曼德拉最了解德克勒克

其實,最了解德克勒克的人,不是他的同誌和朋友,甚至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老對手曼德拉。對於德克勒克及其所發起的改革,曼德拉的論斷一劍封喉:“他並不是一個理論倡導者,而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他認為改變是必須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盡管表麵上采取了改革措施,但德克勒克絕對算不上是一個偉大的救星。他隻是一個漸進主義者,一個謹慎的實用主義者。他不願意因為自己的改革措施而丟掉權力。他進行改革的目的恰恰相反:確保南非白人在新的統治製度下仍然占據統治地位。”

德克勒克的實用主義,最顯著的表現,在於他對種族隔離製度的姿態。這為他引來了無盡罵名,成就了他的德行之上最大一塊黑斑。圖圖大主教為什麽激烈抨擊他是小人呢,正因他始終不肯承認種族隔離製度的罪惡本質,更不肯為其罪惡而懺悔。1996年,他到圖圖擔任主席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作證,“為種族隔離表示了深深的歉意,但又擺出種種借口,使其歉意失去了意義”。戴維·奧塔韋曾問德克勒克,種族隔離製度是否應被視為一種罪惡,需要正式懺悔,“他對此問題反應激烈,抱持防守態度,稱為種族隔離道歉毫無必要”。

德克勒克回憶錄寫到第二章,便為種族隔離製度辯護。他的武器,我們再熟悉不過:國情論與相對主義。在他看來,1948年,國民黨以種族隔離為競選口號,並在勝選之後,將其化作法律製度,則是因為自二戰期間以來,大量黑人湧入南非城市社區,威脅了白人的生活,“如果黑人和白人依舊共存於同一體係之中,我們擔心兩者遲早為了爭奪最高統治權而爆發一場毀滅性的種族戰爭”,“我們的人民將會被占人口大多數的黑人所吞噬,而且我們得來不易的民族自決權必將隨之消亡”。基於此,種族隔離製度應運而生。他還指出兩點,第一,種族隔離製度並非國民黨發明,早於19世紀,南非便有此物;第二,在20世紀中葉,放眼全世界,種族歧視與種族隔離都是常態,而非特例,換言之,美國可以有,南非為什麽不能有呢。

德克勒克把種族隔離製度的誕生歸因於時間和環境。他毫不諱言,自己年輕的時候,曾支持種族隔離製度,因為它契合了彼時南非的需要。待到晚年,他則無所畏懼,迎難而上,親手終結了種族隔離製度的生命,因為它阻礙了此時南非的發展。1992年3月,他公開表態:“種族隔離的初衷是追求平等的理想主義,但它最終未能使所有南非人都獲得平等公正,因此必須被拋棄。”其言下之意顯而易見:種族隔離製度被廢除,不是因為它錯了,而是因為它過時了,不再好用了。這種實用主義的立場與策略,無疑是對改革邏輯最生動的詮釋。

實用主義者發起南非偉大改革

然而,恰恰是這個實用主義者,恰恰是這個並非出自改革派陣營的政治家,在1990年2月2日,發起了南非史上最偉大的改革。縱觀那個時代,這也是最偉大的改革之一。

曼德拉斷言,德克勒克改革的目的隻是為了保障白人的統治地位,這話我隻能同意一半。以德克勒克的優秀頭腦,他難道預見不到麽,一旦南非公投,黑人享有投票權,代表白人利益的國民黨勝出的可能性並不大,可是他毅然選擇壯士斷腕,跟隨萬水東流,順應大勢所趨。更可貴的是,1994年南非大選,德克勒克不敵曼德拉,他卻坦然接受失敗,並出任南非民族團結政府的第二副總統,輔佐並製衡曼德拉總統,此舉毋寧更易彰顯一位政治家的德行。

有人讀到這裏,也許會問:你不是一直主張,不必高估、過譽德克勒克的曆史作用,怎麽忽而讚美他了呢?請注意,我的讚美,不是發生在德克勒克啟動改革之前,而在其啟動改革之後。他發起改革,不是主動,而是被動,故而不必美化其過往與初衷;不過,在化被動為主動、由守轉攻的過程當中,他展示了無與倫比的智慧與勇氣,從而實現了從政客向政治家、從威權主義者向民主主義者、從劊子手向偉人的升華。說到底,論定德克勒克之難,不是難在他的轉型之突然,而是難在我們對改革的認知之模糊。

最後還得說說德克勒克與曼德拉的糾結。我無法認同“沒有德克勒克,就沒有曼德拉”這樣的論調。說到底,德克勒克屬於高牆,曼德拉則在推牆;曼德拉是造勢者,德克勒克隻是順勢而為。當然,確切講,他們猶如兩顆璀璨的鑽石,使對方愈發光芒四射。所以,讓我們的目光掠過他們在自傳或回憶錄中的相互攻擊,而牢記這樣的細節:在曼德拉完成了與德克勒克的第一次會談之後,他寫信告訴他的同誌,德克勒克似乎不同於以往的國民黨政客,“德克勒克先生印證了撒切爾夫人對戈爾巴喬夫的著名描述:他是我們能夠與之共事的一個人”;在南非大選的總統辯論會行將結束之時,曼德拉突然向德克勒克傾身並握住他的手,“盡管我批評德克勒克先生,但是閣下,您依然是我信賴的人士之一……我很榮幸能執君之手,並肩前行”——我相信,這不完全是政治家的場麵話。

點擊查看原文

相關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