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校園欺淩案的思路該換換了

來源:南方都市報 2016-05-23 07:44:00

不久前,江蘇昆山某中專學校發生一起嚴重校園欺淩事件,昆山法院對四名女性被告人以尋釁滋事罪判處刑罰,分別判決楊某、李某有期徒刑六個月,丁某、顧某拘役四個月。四名被告人與受害人杜某(女)、薑某(女)同屬該中專學校學生,年齡均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此案的犯罪情節包括:被告人將受害人騙至一KTV內實施毆打,並搶走兩人身上現金約兩百元。幾天後,4名被告人又到受害人的宿舍持鋁合金棍子、濕毛巾再次毆打她們倆,還強迫二人脫掉衣服、跪在地上,並拍裸照,後又搶走受害人的現金、手機等財物。據調查,四名被告人平時就喜歡在校內拉幫結派,經常參與打架、強索同學財物,多次被學校記過處分。

如今,校園欺淩事件已不是什麽新鮮事。僅2016年以來就時有發生,如1月被抓獲的殺害11歲女童的嫌犯韋某在短短五年內就犯過三樁惡性殺人、傷害案件;3月初,安徽黃山某中學高三女生遭遇男生下“春藥”。在3月的這起“下春藥”事件中,肇事學生僅被依校規“嚴肅處理”。現在昆山的這起案件中的施害者被判處幾個月的刑期不能不說非常偏輕。

對違法犯罪現象的治理,總要從原因著手,以期對症下藥。歸納起來,我國校園欺淩現象,是產生違法犯罪的動因(內因)和抑製違法犯罪的外力(外因)相互作用的結果。就前者而言,當今社會和家庭的生活環境導致青少年患上心理疾病,容易引發違法犯罪。比如,影視劇和網絡世界紙醉金迷的場景和對暴力美學的欣賞在不自覺地侵蝕著未成年人的心智。再如,家庭的失愛或者過度溺愛(如隔代教育)導致的自我膨脹,父母的極端教育導致孩子心理偏激。其次,傳統觀念大都認為,學校裏孩子們打打鬧鬧“沒多大點事”,校方大多都以校紀校規、批評教育處置,沒有在苗頭上升為惡性事件之前及時做好防治工作,或者依法嚴肅處理。

就後者而言,主要體現為司法處置存在弊端。我國法律受“矜老恤幼”思想影響,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幾乎提供了一種免責性保護。如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對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嚴格限製適用逮捕措施。《刑法》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14周歲是中國刑事責任最低年齡標準,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滿14周歲,則應當免予刑事處罰。隻規定刑事責任最低年齡,缺乏專門針對實際存在的低齡犯罪的司法製度,特別是對未成年人實施嚴重犯罪考慮不足,導致教育感化的初衷淪為空談。結果,未成年人的保護機製不僅不能保護校園受害者,反而成為了施害者的“丹書鐵券,免死金牌”。就昆山案來說,四名被告人先是毆打搶走被害人財物,第二次竟闖進宿舍毆打搶走財物,這樣的事如果發生在校外未成年人身上勢必認定為搶劫罪,至少也要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正因為她們是學生,案件的性質就被降至最低。事實說明,對以學生為主的未成年人犯罪一味從輕、過輕處理的“司法共識”恐怕到了該糾偏的時候。

實際上,我們關於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處理對策也多來自國外。然而,國外的做法早已發生改變。不久前,在美中國留學生欺淩案在美加州法院宣判,三名主要涉案高中生以綁架、毆打罪名分別獲刑6年、10年和13年。這樣的結果要是在我們國內簡直難以置信。

的確,美國也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將校園欺淩當做一般暴力行為看待,認為這隻是學生的極端表現方式而已。而事實證明這是對犯法者的放縱和對受害者的無視。受害者大多是敏感、弱小、自卑的學生,欺淩行為使其處於恐懼、抑鬱、焦慮和沮喪之中,以致選擇逃避校園,甚至自殺。直至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發生了幾起震驚全美的校園槍擊案,才改變了美國人的觀念,由此開始了懲治校園欺淩的立法。從1999年的佐治亞州誕生第一部反欺淩法案,到2015年3月美國蒙大拿州通過立法,至此美國50個州全部有了反欺淩法律。各州法律均強調學校的法定責任,如學校擁有懲罰權,對存在嚴重行為的學生可予以開除;涉及刑事犯罪的,司法部門需及時介入;案情嚴重的,即使是未成年學生,也可按成年人的標準定罪量刑。此外,美國還製定了覆蓋學校到家庭的反欺淩措施。如各中小學校網站上一般都有專門的鏈接,可以隨時舉報校園欺淩現象。有的還給學生安裝了相關手機軟件。若法官認定孩子的欺淩行為與父母的不良行為如吸毒、酗酒等有關,可以轉移孩子的監護權等。

美國作為“發明”現代未成年司法製度的重要國家,其做法無疑值得我們借鑒。刑法要保護犯了罪的未成年學生,也必須保護受到危害或處於危險狀態下的學生。正視校園欺淩事件的危害性,不妨參考他國建立專門針對低齡犯罪的司法製度,並在校園設立反欺淩的具體舉措,擴大社區、街道,乃至司法機關對於父母監護權的監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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